我雖非從事歷史研究並無法真正的去辨別歷史真偽，但我還是信服上次閱讀包鵬山的「孔子是這樣煉成的」一書所言，真正的儒家思維是「以直報怨」，是以合理性作為行事的依據，非愚忠、愚孝，而後市流於倡導忠孝，只不過重點在於忠君，想合理化「君要臣死，臣不死不忠」等根本不合理的事情。
舉一例可以說明， 衛國國 君殺了自己父親，孔子也不認為不孝，主要就是著重於大行不必拘泥於小節，大德不應謙讓退避，我十分認同這種思維，故我認為的道德是基於合理性的，愚忠愚孝只是愚民手法，遏止人類的成長與發展罷了。
提到這點，是聽到朋友談及親人困擾，也想起自己親人中也有相似的困擾者。我一點都不認為，拋棄未能盡應負責任的親人，是一種非道德的行為，或許多數人不一定會這樣認為，但中國很多八股思想就是建構在不合理的基礎上，只是為了穩定社會之用，行專制之便而成，處於現代的人們，只要思想開明，早就要拋開這種八股的思想。
所以我後來工作，重點在於是否對公司有利為方向，而非著重在於做了很多無謂的雜事。譬如今年，我年初就對新主管告知我對於市場風險都有一定的擔憂存在，而幫其準備的資料有給予主觀認知的風險燈號，一直都給警戒的黃燈，因為對於經濟、市場都有深深的擔憂。我覺得做到這點就是有落實我想要做到的事，而非一些無謂的作文，更不要說什麼五年計畫等可笑的事，這類事做多只會腦殘而已。
所以我如果有那些不負責任的親人，我絕對是棄之，這樣才是落實自己認為的合乎理，也因此我一直以來都提倡嚴刑峻法，尤其對於知法犯法的人更要加重，可惜八股思維與利益考量下，法律早就失去了其公平性。因此我也不認為多數政府，如果可以，我一定要成為那種不賦稅、不納糧的自由人，我認為人應做的事，是在行有餘力時，主動去幫助弱勢，而非讓爛政客、假借行善的騙子等去胡作非為，而幫助除了$，最好幫助的親身力行。
因為這樣的思維，我對於勞力者都比勞心者尊重，因為前者的付出可以量化，而後者往往說比唱的好聽（包含自己），所以我一直希望自己慢慢的能夠為所應為，而非「別人的兒死不完」的邏輯，去把責任往外推。
這讓我對那些拿高薪卻往往成為企業敗亡的始作俑者，深深的痛恨，歐美這二三十年重利、自私的思維成為主流，才會讓其貧富差距日漸升高，連社會福利仍優於新興市場國家，都無法遏止暴亂，最重要就是群體的思維錯了，久而久之自然亂象頻生。
朋友說很多事需要衝動才能成事，如婚姻、養兒育女，我認同這種說法。我雖有著衝動的性格，但理性還是多了些，因此很可能就會這樣一個人下去。我連自己都無法管好，也常不順著自己的心性做事（我也有好逸惡勞等心性），而也還太執著於合理性，所以容易看不慣一些事物，這往往就是衝突點，這可能要自己有機會活到知天命或耳順之年，或許才有明顯改善的可能。
很多觀念的建立，都來至於閱讀，但要明知「盡信書不如無書」。閱讀只是刺激自己的思維，然後去相信自己認同的，把它納為成為內心的一部份。其中，我認為去瞭解歷史是十分重要的基礎功夫，人必須從很多所知所聞中去建立人類的可能行為模式，但從歷史中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，歷史雖未重演但雷同的可怕，很多不間斷發生在人類社會的事，從幾千年、幾百年來就從未消失過，我們會訝異多數都是少見寡知，我慢慢的對很多事情都沒有太多驚訝之感。
我很提倡去看中國學者做的歷史回顧書籍，譬如百家論壇等，因為毛澤東也好歷史，所以從古知今的學問中，中國算是進行的相當好，其中當然有濃濃的作者主觀成分，可是我們要的就是不同人的思維與看法，並從中去建立或重建自己的價值觀。我正在看李開元的「秦崩」，說著秦國到劉邦的那一段歷史，其中講到荀子的「臣道」一文，真的很棒，說明當國家有難能夠救亡圖存者，唯有諫、爭、輔、拂四臣。勸諫之臣以禮勸諫君王，用則留，不用則去。爭臣以生死 強諫 君王，用則生，不用則死。輔臣能夠合謀群體之力，逼君王不得不接受。拂臣抗拒君王命令，竊取君王權力，用以糾正君王錯誤。荀子會做此文，主要是稱讚魏之信陵君是一個令人尊敬的輔臣，為四臣之顛峰。 想想自己，我大概只是個諫臣，無爭臣之不畏死勇氣，也無左右群體的口才，更無輔臣之能，看歷史往往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某一些面向，往往都是不足之處，但也是有用的，所以我的基本思維就是「用則留、不用則去」。
拉拉雜雜亂扯，主要是自己早也想過「家有本難念的經」之事，也已確立因應之道，棄之並非不孝或無情無義，而是基於人需要對自己負責的思維，而那些不負責的人，管他親疏遠近，都不會認同，這就是自己理、法、情的順序處世邏輯。當然，要親手棄之往往有些困難，而避而不見或許會是一種比較鴕鳥的因應之道，沒辦法要人真的很難完全的摒除於情。
當然，任何思維、作法一定要是用自己，才能夠朝知行而一邁進，我也曾對父母說，如果我投機失利，造成父母的負擔，請鄙棄、遠離我。人必須要對自己的錯誤負責，怕死的成為遊民也好，不怕死就自我終結。對別人就是要以直報怨，不開心、不滿意表達出來，當然還是要量力而為，畢竟以暴制暴是需要天生的條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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